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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利堤防志》概述(1991年版)

监利县位居湖北省南部,地处江汉平原腹地,是楚源荆州湖滨平原县之一。该县南北长82公里,东西宽68公里,总面积3249.23平方公里,其中耕地179.39万亩。县内除东南部有两列小山盘踞江边外,其余均为平地。地面海拔高程一般为23.5~30.5米。全县聚居14个民族,117.04万人口。县境自然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域辽阔,适宜农作物生长和水产养殖,素称“鱼米之乡”。

境内地势低洼,湖泊密布,水道纵横。江河干流及其支渠汊港遍布全境,构成了监利“水乡泽国”的自然景观。过境江河干流全长322.20公里,统属长江水系,弯道多,曲度大,河床高,复杂难治。加之县境处在江湖两夹之中,水高田低,汛期洪水位可高出内地10米以上,常常是“人在水下走,船在头上行”,形势十分险峻。自古以来,水多、堤险、灾害频繁,人民生命财产,全赖堤防保障。

长江自石首冯家潭入境,流至韩家埠出境,县境内长214.30公里(裁弯前),其中,“九曲回肠”的下荆江就有187.40公里。另外,长江在城陵矶纳洞庭湘、资、沅、澧四水,形成“三江”相互顶托的局面。东荆河自廖刘月入境,流至雷家台出境,境内长37.40公里,下游尾闾分两支注入长江,北支出沌口,南支出新滩口,改道后经三合垸入长江。内荆河于刘家大渊入境,横穿县境中部,至宦子口出境,干流长70.50公里,主流曲折,支流庞杂,经洪湖于新滩口注入长江。

自古以来,监利人民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同洪水灾害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在“云梦泽”露出水面的沙丘上垦殖,开拓疆土,扩大耕地,繁衍生息。随着云梦泽解体,洪水归槽,江河水道塑造形成,平原由水变陆,广大田农继而争相围垦。随着人口增加,垸田发展,束水为田,使得“蹴天关而翻地轴”的水势加剧了洪水威胁。困而修筑堤防,防止洪水灾害就愈来愈显得重要。

境内堤防起源甚早。《长江图说》称:“堤防之事,起于战国”,这只是兴筑垸田的开始。江河系统堤防的修筑,则始自东晋永和年间(345~356)兴筑万城“金堤”。五代后梁(907~923)时期,南平王高季兴节度荆南,守江陵,曾筑堤防于监利。至北宋皇祐时(1049~1035),已“濒江汉筑堤数百里,民恃堤以为业……”。后经元、明、清三代增筑修葺,“县治江汉堤为外廓,东起车木堤抵沔界,西则黄师堤直接江陵”,沿江堤防初具规模。明崇祯十二年(1639),始兴东荆河联堤并垸和加修续筑工程,于清末民初连成一线。

进入民国,由于军阀混战,经费拮据,堤防工程无甚进展。民国20年(1931)大水后,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设第七区工赈局于监利,招募灾民,以工代赈,江汉堤防才得到一次较为实在的培修。民国27年(1933)至34年(1945)。监利长江堤防沦为战区,堤防不仅未作新工,反遭严重破坏。民国29年(1940)二月,国民党江防司令部(司令郭忏)为阻止日寇西侵,在城南以上江堤挖筑工事5099处,其中,拖茅埠至城南间堤身挖断,毁与滩平者56处;在城南至陶家市江堤挖建机枪壕77个,散兵壕330个。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江汉工程局除恢复军工、战壕外,对堤防培修加固建树甚少。

在旧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监利人民饱受了洪水的蹂躏。仅从明初(1368)至民末(1949)582年间,监利就遭受洪水灾害128年次,其发生频率,明朝约10年1次,清朝近3年1次,民国几乎年年遭灾。特别严重的如: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白骡矶江堤连溃28口;宣统二年(19l0)东荆河堤连溃5口;民国20年(1931)一弓堤、朱三弓两地溃口。这些有记载的大溃决,常常使监利哀鸿遍野、浮尸塞流,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惨重的灾难。

在历代的江河溃溢中,有些是自然因素造成的,有些则是统治者人为的结果。清道光十六年(1836)九月,朱三弓溃口就是当时的堤董李赓廷玩忽职守、贪赃枉法、不顾人民的死活而造成的。当时,监利绅民平子奇在《论李赓廷宜加处置状》中就写有“半堤水,悠悠风,太阳晒倒朱三弓……”的状词。为平民怨,朝廷不得不下达御旨,由湖北总督在武昌城处决渎职者李赓廷。又如民国15年(1926)七月,上车湾新矶窑江堤发生混水漏洞险情,因无人抢护而遭致溃口,据传,当时的堤工局长朱文清在上车市打麻将。可见,在封建社会里,大小堤工官员“懈弛玩愒”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江河的治理工作十分重视,监利的堤防建设事业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1949年,湖北省人民政府刚一成立,即组建了各流域堤防管理机构,统筹规划江、河的治理工作,并按县治设立了堤防专管组织,开始修复“尺堤千孔”的残破堤防。1952年,在国家财力匮乏的情况下,党中央毅然下令兴建荆江分洪工程,实现了荆江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治理规划。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还分别发出了“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和“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的伟大号召。1965年,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视察了监利荆江大堤,并同管养员亲切交谈,勉励他们要为人民管好堤防。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既说明了荆江大堤的重要,又给广大人民以极大的鼓励。

饱受洪水蹂躏的监利人民,积极地响应了党和政府的号召,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每年都有10多万水利大军战斗在修堤治水的工地上。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截至1985年止,仅荆江大堤、长江干堤、东荆河堤三大防洪主体工程,共完成土方6238万立方米,完成护岸石方118万立方米,今日江河堤防,巍巍蜿蜒,犹如水上长城,泽国屏障。在实施堤防布局“关好大门”的同时,根据湖北省四湖排水工程规划和荆江分蓄洪工程实施方案以及开发利用国土资源的战略目标,先后加修和新建了四湖渠堤、洪排主隔堤和外洲围堤,已构成了防洪、排涝、调蓄,围垦多功能堤防体系,现有各类堤防总长516.23公里。

通过综台治理,还对农田水利和堤防设施进行了规划。自50年代末期开始,在干支民堤上陆续兴建了大小涵闸、泵站44座,其中,涵闸引水流量268.5立方米每秒,排水流量1031.6立方米每秒;泵站装机39台,总容量37575千瓦;提排流量286.1立方米每秒,提灌流量45立方米每秒,为农业丰收开辟了水源,创造了条件。营造防浪林同步发展,先后在荆江大堤、长江干堤重点堤段植树造林,通过精心培育,并推广试点,至60年代末,县境各堤防浪林带相继涌现,70年代初,防浪林正式列为堤防建设项目。继而实行‘两林并举”,扩大品种,增造经济林。1985年,全县堤防拥有防护林近300万株,为防浪护堤起了积极作用。

在实施堤防建设和江河治理的过程中,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监利才真正走上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治理水患、造福人民的道路。30多年来,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一个又一个规模巨大的修堤治水活动,经历了由除害到兴利,由治标到治本,由单一治理到综合利用的发展过程。总的来说,各个时期的治水重点和主攻方向都是正确的,在堤防建设的宏伟布局上始终把防洪保安放在首位,使堤防工程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保障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巨大作用。回顾30多年来除害兴利的历史进程,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50年代,江河堤防工程的主要任务是改造江河大堤低矮破烂、残缺不全、隐患众多、江湖串通的面貌。境内长江堤防按1949年城南最高水位85.39米、东荆河堤则按1953年实有水位作为设计水面线,进行大规模的加高培厚。1954年特大洪水发生后,又按照1954年实际洪水位作为堤防加高标准,再次进行全面加固。并结合堤防岁修,采用锥探办法寻找堤身隐患,大量进行灌浆和翻筑处理。据统计,当肘处理堤身各种隐患9000多处。这一时期,还开展了营造防护林活动。

60年代,针对1954年特大洪水中所暴露的各种险情,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险加固、加高培厚,填塘固基等防洪工程。主要有:根据堤身险情所在,堤外增筑平台,堤内开沟导渗,重点险工险段设置减压井,观测堤基以下地下水位变化,用科学方法处理和防止堤基渗漏与管涌发生。在填塘固基方面,采用人工挑土对沿堤部分深渊低塘填筑适当宽度的土台,恢复地表土层,填压历史翻砂鼓水险情。同时,对崩岸险工分别实施了退挽工程和护岸整险,初步控制荆江大堤城南和长江干堤观音洲重点崩岸,总结了一套完整的护岸施工方法,为拉制下荆江崩岸取得了一些经验。

70年代,根据“长江中下游五省一市防洪工作会议”精神,水电部批准实施《荆江大堤战备加固设计方案》。按沙市水位45.00米、城陵矶水位34.40米为设计水面线,加安全超高1米,堤面8米,内外坡照以前的标准进行加固。同时,对堤脚渊塘全部填平护脚,以平衡渗透剩余水头。1972年冬,采用吸扬船吹填泥沙,分期进行“三度一填”工程。1974年,荆江大堤列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第一期工程以填塘固基、护岸整陵为主,堤身继续扩大断面,设计标准按1969年要求不变,安全超高增为2米,面宽12米,内外禁脚加宽到50术,用吹填和机械运土施工。1983年,荆江大堤加固进入第二期工程,经过1984年和1985年连续两年施工,城南至王码口12.50公里荆江大堤已达设计标准。

经过年复一年的加高培厚,县境荆江大堤、长江干堤、东荆河堤和外洲围堤体积、断面不断得到扩大。三大防洪主体工程的堤身断面分别比建国前加大了一倍,堤顶加高了3米,伴以填塘固基、造林防冲等工程设施,堤防抗洪能力大大增强。据有关专家、学者分析,县境荆江大堤和长江干堤均可防御5~20年一遇的洪水,运用荆江分蓄洪工程进行调蓄,可提高到防御20~50年一遇的洪水;东荆河堤可防御6~7年一遇的洪水,配合丹江口水库进行调洪,可防御近100年一遇的洪水,其他支民堤配合民堤运用,可抗御建国后最大洪水。

30多年来的治水成果,给监利人民(包括保护区范围内的人民)带来了安定。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指挥下,全县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巳取得了连续36年江河大堤不溃口的伟大胜利。特别是1954年、1964年和1983年,长江、东荆河出现了有水位记载以来的特大洪水,久经洪水考验的监利人民,在洪水压境、险象环生的恶劣形势下,通力合作,日夜奋战,战胜了三次特大洪水,确保了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与旧社会一年数溃而官府不闻不问形成了鲜明对比。

30多年来,由于确保了堤防安全,监利县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持续、稳步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到处呈现繁荣富足的景象。据有关部门统计,198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已达9.85亿元,其中农业产值(不合村办企业)已达5.85亿元。1982年至1988年,粮食总产量连续7年为全省之冠,是全国100个产粮先进县之一,成为国家主要商品粮、商品鱼基地,1986年又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对外开放县。

监利堤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仅就地方而言,确保监利江河堤防安全,对荆州地区乃至湖北省的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利害攸关。一旦监利荆江大堤溃口,不仅荆北、汉南直接保护区将遭受灭顶之灾,洪水还将影响到汉北地区,总淹没面积可达18000平方公里,受灾耕地1100万亩,受灾人口800万,并将威胁到武汉市、京广铁路和江汉油田的安全。

建国以后,监利县之所以能够取得堤防建设和抗洪斗争的辉煌成就,一是党和国家一直把治理荆江的工作放在重要地位,将荆江大堤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历来给予了大量投资。据统计,截止1985年,国家仅对监利长江堤防的建设投资就达5000多万元。二是在治理江河的斗争中,锻炼和造就了一支专门技术队伍。据调查,全县堤防在册专业干部、职工已达600余人。堤防、河道管理组织机构实现了社会化、网络化。三是堤防管理体制不断进行改革,充分发挥了沿堤广大群众的力量,并在法制的轨道上坚持了群众管理的原则。特别是1982年以来,监利堤防又实行了经济承包责任制,使堤防事业得以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继续开拓前进。

然而,监利的堤防并非固若金汤。

首先,县境下荆江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严峻;两岸地势南高北低。河床较荆北地面平均高出3米,较南岸仅低2米,堤身高,洪水大,隐患多,构成汛期“帆轮楼顶驶,江水屋上流”的惊险局面。加上水深流急,迎流顶冲,崩岸频繁,堤防时有溃决之虞。而荆江河段自成四口分流局面以来,下荆江河段相应发生了急剧变化,三个裁弯后,干流泄洪能力减弱,与下荆江相通的洞庭湖日益萎缩,城陵矶湖口出流顶托。受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下荆江河段洪水明显抬高,与裁弯前相比,1980年最高洪峰水位相对抬高0.62米。加上堤防本身还存在堤基不良、隐患潜在的历史弱点,极易导致翻砂鼓水。新老隐患没有根治,河势尚未得到控制,崩岸长达48.8公里,是裁弯前的2.6倍。总之,洪水仍然威胁着堤防安全。

其次,监利有些堤防、涵闸是在“大跃进”、“三年困难”和“文化大革命”中兴建的。有的工程急于求成,质量差,工程不配套,效益不高;有的工程经费短缺,设计标准低,长期留有隐患;有的工程年岁过久,工程老化,安全系数偏低,都不利于防洪保安。如1980年三洲联垸万家墩堤溃口,其主要原因就是工程质量差。据《监利县三洲联垸溃口技术调查情况报告》表明:“三洲联垸万家墩堤段,是1967年冬至1968年春退建,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各级领导干部陷于瘫痪状态……施工没有清基,也没有打海硪,分工砍段交卡多,踩层高达0.8~1.2米,土垡块于大,硪压不密实……完全不能挡水,是造成溃口的内在因素”。

古人云:“江之患在楚”,而“监利适当其冲,故患最烈”,“宰监利,不难于治民,而难于治堤”。天时难测,洪水无情。面对复杂难治的下荆江和水高堤险的地理特点,全县人民治理水患的工作任重道远。在当前和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仍须居安思危,不忘荆江之险。必须按自然规律和科学规律办事,建好大堤,护好大堤,为子孙后代造福。国家主席李先念曾经说过;“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各省区加强防汛工作,做得扎实,总不会犯错误的。”这是一句很有启迪意义的警语,所有的堤防建设者和管理者,都要为保护区800万人民着想,百倍提高警惕,确保堤防安全。

(下限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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